2012年12月16日国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对2013年宏观货币政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如“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贷款的适度增加，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可以说，今年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基本上与早几年提法没有多少差别，而最有新意的应该是“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

    在保证经济能够有质量的增长，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本成本是一条重要途径。不过，要实现该目标必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必须界定清楚什么是实体经济；二是金融体系运作必须是有效的；三是不同融资工具之间必须具有替代效应；四是所采取的方式必须是市场化的方式而不是政府来主导等。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融资成本降得最低，这些资金是否会进入实体经济是相当不确定的。反之，低成本融资不仅无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且会吹大资产价格的泡沫。

    一般来说，实体经济是相对于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而言，因此商品与资本两者的定价基础、定价方式、供求关系及市场运作方式都一个严格区分，两种经济需求不界定也容易区分。但是如住房及一些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既有消费属性又有投资属性或炫耀性属性。如果不对这些商品有清楚的界定及用相应的政策来限制，那么这些商品就会转化为投资性产品而不是实体商品了。

    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至2012年5年的时间里，银行信贷增长高达35万亿以上，社会融资总额达到63万亿以上（它是1998－2002年信用增长近10倍）。这个时期的融资成本应该是很低的，但是这些低成本的资金基本上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各种资产，特别是流入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因为金融市场过度信用扩张把住房的价格推高后（10年内北京房价上涨10倍，其他一二线城市也是如此），住房市场完全转化成一个投资炒作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市场。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融资成本越低，利用金融市场杠杆进入投资炒作的人就越多，资产价格飚升就越快。这不仅使得国内金融体系积聚了巨大的潜在风险，而且也使得实体经济根本无法获得低成本的融资。比如说，近几年中国弱势产业比如农业融资困难，很大程度就是与当前经济政策没有对实体经济作出清楚界定有关，让大量的钱流入虚拟经济。因此，中央政府要用政策对“实体经济”严格界定，这才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前提，低成本融资就不会涌入资本市场及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风险。

    其次，低成本的融资要流入实体经济必须要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如果国内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没有形成及金融资源不能有效配置，那么融资成本最低也无法流入融资困难的实体经济，更不要说，用低成本的融资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了。比如近几年来，国内金融市场政府管制过多，金融市场的价格严重扭曲，这就使得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民间信贷发达、高利贷盛行、炒钱之风狂烈、银行理财产品突飞猛进、信托贷款剧增、影子银行风险巨大、人民币汇率价格不合理性等。也就是说，低成本的融资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且流入各种高收益高收益的市场。

    比如，尽管政府采取管制的方式不让更多的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资金从银行获得的贷款的比重越来越低，但是房地产业却能够通过各种委托贷款公司、信托公司、海外贷款机构、银行个人理财委托贷款等工具融集到大量的资金。这种现象不仅在于资本具有贪婪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本性，投资项目的风险越高，资本追求的激励就越强烈；而且在于国内金融市场为政府管制为主导及严重的信用隐性担保，这就更加使得低成本的资本不容易实体经济。比如，就有国有大型企业，从银行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不进行实体投资，而拿去放高利贷。目前这种情况并非仅是个案，并具有十分普遍性。

    第三，在融资渠道多元化的今天下，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的工具就是可相互代替及多元化的。就当前国内的融资来说，融资市场格局及融资工具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说，在2003年之前，由于银行是企业最为主要的融资渠道（占比达90%以上），因此，银行融资成本的高低也就决定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低，特别是利率还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过，当前企业的融资渠道发生较大变化，不仅银行信贷融资占整个融资的比重下降，而且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让企业面临更多的选择。因此，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随着银行利率市场化程度提升，这就使得企业无论是来自银行信贷市场融资还是来自其他市场融资（信托市场、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等），其成本的高低并非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手段来实现，而更多的是取决于企业本身素质、权威性更高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及利率市场化的程度。

    目前，国内企业股权融资成本较低，不仅企业都想涌入资本市场（目前主板有800多家企业准备上市，三板市场有1万多家企业准备上市场），但是这里不仅有国内股市能否准备好的问题，更有企业上市后是不是把资金投入实体经济的问题。如果这些方面没有准备好，大量企业涌股市“圈钱”，股市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对于银行信贷融资，在当前半开放及融资多元化的市场下，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来降低融资成本让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所起到作用是十分有限的。2012年上半年，政府的保增长政策使得央行连续下降利率，但是央行货币政策出台之后贷款加权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之上升；商业银行利率上浮不是减少而是增多。因为，在政府对信贷严重管制下，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是规模竞争，但利率半开放又提供了商业银行利率上升的动机。

    第四，既然企业融资成本高低更多的是来自市场因素，那么为了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政府要做的是应该推进金融体系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起特殊的优惠政策来保证弱势行业或企业能够解决其金融约束的问题，而不是以行政干预的方式来推低利率水平。因为，在政府为主导的金融市场，不仅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不能使得低成本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早几年的情况就是最好证明）而是进入虚拟市场，而且由于金融市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过度强调融资降低，这容易让高风险企业及项目容易把其风险转移到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或银行体系潜在风险增加不仅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及造成虚拟经济的繁荣，而虚拟经济繁荣将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还在于政府建立起化解弱势行业及企业融资困难保障机制，制定严格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法律制度。这样才能保证低成本的融资进入真正困难的实体经济，否则低成本的融资一定会流向高收益的虚拟金融市场。

   总之，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下，低成本的融资是否能够进入实体经济是相当不确定的。这里既有政策对实体经济界定问题，也有金融市场本性问题，这就需要不少制度安排来保证。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低成本的融资是不能够进入实体经济，只是会增加这些资金流入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概率。而且融资成本高低也并非是由政府来主导，而必须通过市场化方式来完成，否则面临的问题会很多。（据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