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媒体纷纷爆出习近平3月1日北京打，这被大家视为总书记微服私访考察北京打车难。

　　而就在4月16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意见》从出租定位、体制机制、运营模式、政府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提出了包括提高租价、整治黑车、推行出租车行业专营制度，制定承包金改革措施，控制企业利润水平等8“一揽子综合措施”，以改变北京“打车难”的问题。

　　近年来，北京的出租车越来越难打，司机与乘客的摩擦也越来越频繁，黑车越发泛滥，究其原因，出粗车司机辛苦工作不挣钱，收入低自然满腹的怨气，挑肥拣瘦在所难免。而每每有出租车涨价的消息，又是反对声一片。认为要增加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就应该打破垄断，减少给出租车公司的份儿钱。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在2011年就有他的分析和评论。

　　茅于轼认为要认识到司机交多少管理费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市场去解决。只要取消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通过出租车公司间的竞争，“份子钱”自然回归合理。而出租车的价格该不该涨，要看行业的供求是否均衡。供不应求自然应该涨价。这是经济学铁的规律。关于行业垄断的问题谈了多年，没有进展。我们不能眼看由于价格的不合理，既损害了出租车司机(实际收入降低)，又损害了打车的客人(叫不着出租车)，得出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何况拿北京的出租车价格和其他大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的价格比较，北京的价格是最低的。反对涨价是违反经济学道理的。

　　茅于轼认为，政府如果定价不妥，就会毁灭一个行业。不论定价太高或太低都一样。定价低了压制了供给，这个行业将因缺乏供给而趋于消亡，就像现在的北京出租车。定价高了会赶走消费者，市场也将趋于萧条。所以政府定价一定要跟随市场。当然最好是由市场来定价，免得政府操心。可是总有一些行业不得不由政府来定价，像出租车行业就是一例。这要求政府管理价格的官员必须懂得经济学。（搜狐财经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