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郭涛部长对部属的严格要求，在军区机关是有口皆碑的。他经常说：“我是为了你们的成长，不怕得罪人，作战部今后要靠你们接班，我在职位上，就要对组织负责、对年轻人负责!”

郭涛部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关心每个部属、每个同志的成长，特别是政治方向的把握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上，尤为重视和关心。郭涛部长对作战部选调参谋特别慎重，1974年、1978年、1983年这三年中，郭涛部长先后三次派我到部队选调参谋，每次都根据部队建设的形势任务变化，对选调参谋的标准、要求逐一明确。前两次选调参谋时，郭涛部长还在作战部任职，他都召开支委会专题听取汇报，对选调的人员慎重斟酌，集体研究确定。从实践来看，后来这些优秀苗子经过作战部熔炉的冶炼，有五人先后成长为将军。

郭涛部长对下级的批评毫不留情，声色俱厉。记得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作战一处有一位参谋课间活动时，喜欢到其他处室串串门、问一问情况。郭涛部长发现这个情况后，把这位参谋叫到办公室进行谈话，严厉批评其身上存在骄傲自满情绪，并指出机关串门看似个人性情习惯，但实际上对其他工作处室造成干扰，久而久之势必影响部里的稳定。这位参谋后来走上了军区领导的岗位，有一次还跟我回忆起此事时，由衷地感慨说，郭涛部长那次找他谈话，是他从军以来受到最重的一次批评教育，令他记忆深刻、受益匪浅。

类似的事例，我也曾亲身经历过。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作战部全体人员进驻军区指挥所办公。那段时间里，有天我为吃夜餐的事心生不满情绪，在凌晨两点钟时打电话把食堂管理员训斥了一顿。此事后来被郭涛部长知道了，他把我以往一些处理不当的事例作了梳理，就在指挥所的办公室里，与钱栋璞副部长、沈维民主任一道，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那次谈话，郭涛部长列举事实，声色俱厉，以严肃的教育给我洗了次“热水澡”、服了剂苦口良药，使我在前进道路上保持清醒、避免“跌跤”。     

一年365天，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作战部的交班是雷打不动的制度，除星期天休息外，周一至周六白天晚上都要正常上班，每天早晨的出操、星期六早晨的打扫卫生也是惯例。这些规章制度，郭涛部长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从不懈怠。我当参谋时，还曾经很幼稚地发过牢骚，埋怨郭涛部长是像“特务”一样监视我们，后来才醒悟这种重规矩守纪律的确是真情无价。作为作战部的一员，我们工作生活在一个严密又充实的环境空间里，有时感到严格得近似苛刻，就像我，甚至连结婚也没有享受到一天的婚假，就被派我去参加军区机关的野营拉练。但反过来说，长期严格紧张的生活，使我们养成了任劳任怨、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尽管工作和生活处在高度紧张严肃的状态，但这个战斗集体又显得特别的团结活泼，凡是课间活动和星期天，都能经常聚在一起打乒乓球和走军棋，郭涛部长好胜心很强，走军棋时输得多时，就会偷偷地在地雷等关键棋子背面做暗记，千方百计地想赢棋，当我们为此争论甚至说他赖皮时，郭涛部长也总是笑而不恼、依然如故。

（四）

郭涛部长的清正廉洁，也是闻名机关和部队的。

战争年代，郭涛同志曾常年在冰天雪地中行军打仗，由此养成了空闲时小酌两杯的习惯。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迅速展开防震抗震工作，军区机关都在操场上搭帐篷宿营，与别人又不同的是，郭涛部长把家中存的酒都搬来放在行军床底下。

每次下部队时，郭涛部长的车子后备箱总是装有自带的酒。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出台“八项规定”，首长下部队时小喝点酒也是很正常的事，郭涛部长带上自备酒，其实也未必常喝，但自备酒实际上却成他的防御“武器”，因为他从不喝公家备的酒，自备酒就解决了盛情难却的难题。郭涛部长下部队时带上自备酒，是否具有这份初衷，我没有跟他核实验证过，但老部长一尘不染的操守，却永远镌刻在我心里。

1978年10月的一天，郭涛部长家的高压锅气阀坏了，赶巧我去上海出差，他就交待托我帮忙买两个带回来。两个高压锅气阀共花七角六分钱，当月发工资时，郭涛部长就让机要参谋李贤同志付还给我。凡此种种，不需一一例举，我曾经私下给郭涛部长提过一条意见，说水至清则无鱼，连有的部属送婚宴喜糖都不收，认为是“糖衣炮弹”，有点太不近人情了。郭涛部长听后哈哈一笑说：“观念有别，理解万岁！”

郭涛部长对部属虽然要求极其严格，但对下级、对战友那份朴实而笃诚的关爱，则又令人感动至极、不能忘怀。

1985年10月，我奉命调离作战部到新的工作岗位履职，让军旅征途画上了一个分号。虽然是提升任职，但就此告别工作和生活20年的军区机关大院，心中仍然有种茫然若失、恋恋不舍的感觉。而令我由衷欣慰的是，不管我这个曾经的部属走到哪里，郭涛老部长一如既往的关怀和温暖就跟随到哪里。

1988年后，我调任浙江省军区步兵预备役师师长。记得1991年上半年，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郭涛同志到浙江省军区步兵预备役师检查指导工作，看到师党委班子的工作环境及条件很艰苦，首长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不已。我在汇报预备役师部队建设情况后，以老部下的身份向老部长提出，预备役部队建设营房设施，不能完全依靠地方经费支撑，军队方面也应该适当下拨经费弥补不足，请首长予以关心。当时，郭涛副司令员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仿佛是在认真思考，却没有当场给予明确答复，但之后不到两个月，师里就收到军区下拨的20万元营房建设专项经费。后来，我与首长秘书宣铭祥同志相遇谈起，才得知这笔拨款的来龙去脉。原来，郭涛副司令员返回南京后，立即就询问了军区后勤部，得知当年的经费预算计划已确定，便断然把计划维修军区小礼堂的20万元经费，调整划拨给浙江省军区步兵预备役师。须知，在那个军队“过紧日子”的特殊年代，20万元经费可不是个小数目，而对一个组建不久、白手起家的预备役师而言，更无疑是雪中送炭、弥足珍贵。

几十年来，郭涛副司令员和作战部的同志们，既是上下级的关系，更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同志情结、战友情谊。由此可见，当年部队战友间的人际关系是多么的朴实、多么的纯净，真是“无欲自然心如水”啊！

 1998年5月，已办理离休的郭涛副司令员到杭州疗养。当时，适逢我的儿子李敏举办婚礼，我邀请首长夫妻俩参加，郭涛副司令员欣然应诺，并包了个1000元的红包以示祝贺。我断然拒绝不肯收，郭涛副司令员立马翻脸：“不收就不参加！”我很无奈地收下红包，顺带调侃说：“首长，1970年我结婚的茶话会上，您送给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今天我儿子结婚您包了个大红包。时代变了，您礼尚往来的人情观也进步了。”首长正色回答说：“与时俱进，本色不改！”

这些朴实而又极具内涵的话语，放到今天来说，不正体现了习主席一惯强调的“不忘初心”的要求吗？

郭涛同志对子女的要求，也是严苛到不讲情面的地步。他从军区副司令员任上离休后，仍然住在南京富贵山的军区领导公寓区里，公寓房院子里有一亩多的土地，俨然成为老将军新的征战阵地。有次我去看望郭涛副司令员时，老首长正与公务员一道在伺弄菜地，地里种的蔬菜瓜果长势茂盛。他颇为得意地指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说：“我的子女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劳动，别想在我这里拿走一根葱、一棵菜！”

当时，老首长的率真性情，不禁令我开怀大笑。如今想起来，这不就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那个石光荣吗？

回首往事，思绪万千。

郭涛同志既是一位具有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对事业极端负责，严于律已的老党员、老将军，又是一位对同志政治上十分关心，工作上严格要求，相处中极富情感的老首长、老战友。时至今日，即便已经过去几十年时间了，但郭涛同志的高风亮节、高大挺拔的形象，仍然长久铭记在心，时常浮现脑海，那份可敬、可亲、可爱，让我们这些曾经的部属由衷地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