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导发起的亚投行，在历经158天的鏖战后，截至3月31日收到了5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参与申请，尽管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最早在4月15日才能确定，但这无疑为亚投行赢得了开门红。

　　亚投行能有效吸引亚洲以外的国家加盟，英国率先表态参与开了一个好头。不过，笔者认为，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参与，过度解读为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分庭抗礼、选择“站队”，及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实质性削弱，不仅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身份博弈沟壑，而且人为营造亚投行与世行等的身份对峙，不利于亚投行的健康发展，也与中国对亚投行所持有的开放、包容态度不尽合拍，同时也与英国等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进行参与感式规则博弈理念不尽吻合。

　　事实上，英国等加入亚投行不是站队，而是一种施展自如的策略选择。这种主动的参与感，实际有助于亚投行的运作科学合理，避免亚投行这一新兴多边开发组织的暗箱化。这相比隔岸观火更符合其利益，因为参与进去将有助于对亚投行的运作产生影响，并可以参与亚投行的机制设计等。而中国接受英国等加入亚投行，本质上并非是与美国对着干，也不大可能真正有效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而是希望英国等的参与增加各方的共识，提高亚投行在国际社会的可信力。

　　这对中国如何协调好与TPP等新兴自贸协议的关系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式。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要始终警惕弱者心理和情怀，更需防范非理性的土豪、暴发户心态。既不能过度夸大英国等加入亚投行的所谓大国博弈意义，又不应过度担忧英国等加入亚投行会削弱中国影响力，避免把亚投行内部的多边制衡安排和多边分歧，认为是拆台行为，营造内部对峙局面。

　　目前对亚投行而言，既要开好头，更要打好仗。接下来更应关注的是亚投行的决策运营问题。

　　首先，目前亚投行的股权结构安排为亚洲约75%(其中中国约39.29%)，非亚洲国家占股约25%，若亚投行在投票决策上遵循多数表达机制，而摒弃诸如世行、IMF[微博]和亚开行等的一票否决制，则需要考虑亚投行在运营决策的科学和效率问题。第一，尽管世行等的决策机制赋予了美国等一票否决制，但投票权重过度分散，也很容易带来拖拉、低效和各方利益协调难等问题，这方面W TO等一些多边国际组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亦众口难调，同样提醒亚投行应在投票决策机制中尽快找到缓和乃至规避之策。第二，与世行等类似，亚投行在理念上是一个政府间的多边组织，这决定了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因而很难有效地套用企业等完全市场化的组织的治理结构，清晰厘定亚投行理事会、董事会与管理层的行权边界。因此，如何协调亚投行理事会、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层的微妙关系，处理好这一特殊的委托代理模式，将是亚投行需要啃的一个硬骨头。

　　其次，亚投行运营损益、投资项目的筛选等因素，影响着亚投行的健康发展。亚投行主要运营的项目多集中在投资周期较长的基建等领域，且所投资国多为地域政治和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这预示亚投行投资项目的风险烈度相对较高，风险结构相对较为复杂，不仅涉及到投资国政治风险，还存在较高的市场风险。这实际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如世行和IM F曾对亚非拉等部分国家的贷款出现了持续违约风险，进而既导致大量贷款颗粒无收，又引发了债务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抵触和身份对峙。

　　即将扬帆起航的亚投行需要认真借鉴世行等的经验与教训，并探寻新的风险减震机制安排，以避免类似问题扎堆出现。为此，亚投行需要权责分明地做好损益分配和投资项目筛选的机制安排，如是否可以在具体项目上采取领投-跟投的众筹机制、项目授信制或设立劣后基金等策略安排，明晰各方权责和承担损益的比重，避免在损益分担、投资项目筛选等问题上相互扯皮，进而影响亚投行今后的资金来源。

　　再次，当前亚投行应尽量避免给国际社会以中国借此输出产能过剩的单一作用和影响。若亚投行蜕变为成员国出口过剩产能则将影响其健康发展。第一，对于亚投行的主要投资标的国，实际缺乏足够的国际信用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贷款，世行等不愿为其基建贷款，并非是这些国际组织没有发现这个潜在市场需求，而更多是他们认为风险的不可控性，亚投行若要为其融资授信，以转移成员国过剩产能，那么在新技术变革方兴未艾的当下，很可能加强亚投行成员国内的落后产能生存能力，使本该淘汰的难以淘汰，妨碍成员国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第二，在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及资本项目还存在管制等背景下，若亚投行的借款人倾向于使用美元而非人民币，并得到亚投行其他成员国的支持，那么借款人从亚投行获得的授信额度，很可能不会选择全部从中国进口，进而使借助亚投行消化国内产能过剩的愿望得不到彻底贯彻。

　　总之，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前亚投行已实现了一个来之不易的开门红，但要守得好这一令人欣然的开局，需要的不仅仅是雄厚的资金来源，更需要的是亚投行能探寻出一套善于攻坚克难的治理机制和风险管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