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财政部长楼继伟近期在清华大学的一番讲话，一度沉寂的中等收入陷阱话题再度被热议。楼继伟认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微博]最初在2006年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指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一种尴尬状态：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产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而陷入停滞，无法完成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但必须看到，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综合性的，不单指经济。并不是说如果经济减速了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相反，接受一定限度内的合理经济减速，以换取更好的经济增长质量，以及更具公平性、普惠性、包容性的社会环境，才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就此而言，担心劳动法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似乎有些过虑。正如环保法、食品安全法等的执行情况所显示的那样，纸面上的规定往往受约束于复杂的现实情境。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着劳动力富余状况，就不用太担心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

　　中国也无需过度担忧劳动者工资上升造成产业外流，这往往是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误思维，因为投资者考虑的不仅是工资成本，而是包括劳动者素质、经营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因素。我们都知道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快创新，然而不能忘了，劳动者是创新的主体，任何创新成果也都需要由劳动者来应用。如果劳动者收入提高了，能从繁重的高强度的低端劳动中解脱出来，具备了更强的学习能力，有更多时间来接受再教育、再培训，那么中国将不但能承接更高端产业里的外来投资，也有更大的可能性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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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达到一定阶段后，都会发生一定的增速放缓情形，这时就应顺应形势放低目标，在新的均衡状态下实现稳定。如果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仅仅理解保持经济增速不降低，那很可能导致一种越害怕陷阱就越陷入的情形，比如为维持经济增速而在劳动者收入增长、贫富差距、环保等方面接受过大的牺牲，强行支撑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垮塌，那才是地地道道的中等收入陷阱。

　　当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确遭遇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但这其实是一种后工业化时代的“富贵病”。而目前的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这种边际状态，公平与效率可以齐头并进。公平对待劳动者、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和财产权、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过程，二者毫不矛盾。

　　但毫无疑问的是，促进公平的改革不能蛮干，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所以楼继伟建议的减少农业补贴、推动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社保制度等，都非常重要，这可以加快生产要素流转的自由度，同时扩大内需。居安思危，楼继伟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醒来得正是时候，只有加快改革才能让我们绕过泥潭，而这里的改革又必须是囊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