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2012年12月18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会议表示，2013年重点工作之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今年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2013年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四项重点工作。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民工城镇落户。陕西两会上，渭南农民代表张斌建议改变二元户籍制度，认为该现象的本质是户口背后所附着的利益分配。网络近日曝光在京拥有41处房产的陕西神木“房姐”龚爱爱有4个户口，郑州“房妹”一家四口均是双户口，还有山西运城市纪委干部张彦等，均是一人坐拥多个户口。

　　为什么会一再曝出多户口的情况？

　　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有4个户口，比兔子还牛的“四窟”，这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既然有“房姐”“房妹”“房叔”“房婶”，那么会不会有“房哥”“房弟”？不知道中国的多户口“潜伏者”到底有多少！至少一点可以肯定，号称有着世界上管理最为严密的户籍制度之一的中国，并不是密不透风的，仍然存在着漏洞，仍然栖息着混乱，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成为干点出格事、为非事的“护身符”。

　　中国的户口管理按理来说是够严格的了，为什么还会一再曝出多户口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多户口的取得者弄虚作假，伪造虚假的信息欺骗民警蒙混过关，顺利成为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多户口坐拥者。二是多户口取得者提供的材料有虚假的成分，民警明知不可办，仍与之串通帮助办理，那就是里应外合了。

　　多户口的取得者要一张面孔多个户头的户口干什么？从“房姐”“房妹”们的沉浮可以知道，她们是为了用来分解藏匿房产的，甚至成为“销赃”的工具。多户口的功能肯定不局限于“房事”，也可以用来做点其他的肮脏事，如果被歹毒者用以杀人放火，那就出奇地可怕了。

　　依据中国的国情，中国地盘大人口多，特别是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夹杂着不稳定的因素，加强户口的管理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对于利用户口违规违法的，理应查清事实，严肃处理。在加强户口管理的同时，也应对户籍制度作出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改革，以利于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让人民更充分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中国的继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来源：强国博客，作者：金子山）

　　改革户籍制度未必能杜绝“户多多”

　　近来“房”字辈频现，被曝光的人往往都是“户多多”，户多、房多两者几成因果关系，这类现象恐怕不会在当前绝迹。那么，改革、完善户籍管理制度就显得很有必要和迫切。另一方面，采集DNA等信息，可能会侵犯隐私、涉嫌伦理问题，并且在5元可查身份证详细信息的当前，还有泄露更多个人信息的可能。而且，如果仅在户籍制度上下功夫，也未必能尽如人意。

　　据介绍，“户多多”一般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办户口的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公安机关审核不严格办理的。对于这种，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就可解决。另一种情况，是申请人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办理的，只要能把上级领导搞定就行，有时候甚至只要分局户政大队这么个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的领导同意，上个户口也并不算什么难事。对于后一种原因，就很难通过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来封堵。因为这实际上是“人治”，是人用权力把制度给架空了。更何况，异地办理重户，如果身份证号码不同，不主动调查就很难发现。

　　要想制度的实行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对执行者相应的监督、约束是关键。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违规办理假户口，当事工作人员、相应领导知道，其他同事也可能知道，事后通过“假户口”来做购房等事情，也一样会有人知道。但现实是爆料不容易，有时候，举报要么泥牛入海，要么举报人可能遭到打击报复。如此前郑州“房妹”事件爆料人赵某就遭遇死亡威胁。对于证人、举报者的保护力度不足，相应的调查问责机制不够完善，是难以产生有效监督，使制度流于形式的一大原因。

　　所以，要想杜绝“户多多”现象，改革、完善户籍管理制度只能是第一步，同时还得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要让制度的实施以及政府、官员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督，民众的不满、投诉、举报能得到及时的响应，能方便、放心地行使监督的权利。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有这样，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威力，而这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来源：凤凰博报，作者：皇甫天）

　　“房姐”已经侵凌了法治社会的底线

　　从“房婶”乌龙到“房叔”“房姐”，民意从娱乐心态的围观开始变得愤怒异常。如果说拥有多房起码还有市场底线作为遮羞借口，那么多户口却明显地存在着权力部门或明或暗地参与其中，民众只有出离愤怒了，在推动舆论发酵的同时，不得不发出强劲的呐喊：这到底是怎么了？在城乡户口二元制尚未完全破局，尤其是获取北京户口难于上青天的社会现实下，这位“房姐”轻而易举地突破户口信息系统的约束，在晋陕两地，尤其是在首都拥有多个“合法”户口，不啻是对现今体制的轻佻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她享有着超越常人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则是对公众平权待遇的最大伤害。多户口、多房产、多投资，已经侵凌了法治社会的底线。因为房子和户口最能激起民生的感慨与民意的共鸣，因而权利不足，民众对于享受过度特权的“房姐”才更加愤恨。这种民意的愤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倒逼力量，不仅是指向晋、陕、京的户籍管理部门，而且使整个权力系统处于民意漩涡之中。抚慰受伤的民意，将“房姐”多户口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让涉及其中的责任人各担其责，是“房姐”事件最低的民意诉求。

　　“房姐”不是孤立的社会事件，而是中国社会治理顽疾的一个典型标志。只要腐败存在，就有“权力寻租”，就有权钱交换，就有特权滋生。神木“房姐”是绝佳的腐败与特权共生的逻辑写照，虽然各地权力与“房姐”利益交换的路径目前还晦暗不明，但“房姐”的身份与财产特权是显然存在的，“房姐”的特权与腐败的关系，恰恰是反腐部门亟需深度介入挖出来公之于众的东西。

　　当“房姐”实现了她一个人的特权梦，亿万人的“中国梦”都受到影响。反腐败的道理很明白，反腐的“笼子”其实早就准备好，那就是已成体系的反腐制度。但“笼子”只是摆设也没有意义，各级权力主动自觉地进入“笼子”才是关键所在。

　　就“房姐”事件而言，正可作为反腐的典型素材，从舆论曝光的每一个信息、每一个细节着手，完成一条民意导向下的反腐路线图。这，既能愈合民意伤口，也能为运动反腐积累经验。

　　（来源：草根网，作者：张敬伟）

　　户籍制度背后，是人权、财产权和公共服务的不平等

　　在对户籍制度背后的那些实质不加以清理、不解决的情况下，单纯取消现存的户籍类别，不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有相反的意义。比如说农民，农业户口或者农民户口是对农民的一些束缚，但是最近10多年来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当局要强行取缔、取消农民户口而农民坚决不同意抗争的。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制度，农民的土地是和农业户口绑在一起的，所谓取消农业户口，其实就是要把农民的土地给剥夺了。像这样的改革，我觉得完全就是倒行逆施了。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也在不断地变化。比如说以前南非随便查证件，只要你没有证件就抓起来，这和我们国家在“孙志刚事件”以前的现象是一样的。“孙志刚事件”以后，此类事件改成罚款的方式，再以后就更松了，其实也不怎么罚款了，对大部分没有证的人，其实都是睁一眼闭一眼。从这个发展的趋势看，其实都是朝着废除户籍、废除不合理的身份等级制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离人们的预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有人说，现在户籍制度已经没什么可改的了，笔者觉得不是。其实户籍制度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三个不平等：一个是人权不平等，尤其是居住权；一个是财产权不平等，如农民的土地不是他真正的财产；一个是公共服务不平等，城里人和农民享有不同的福利。

　　解决户籍问题，其实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消极自由权利，就是不被驱赶的权利，不被侵犯的权利；一个就是积极权利，就是要求保障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其实都是应该争取的。

　　在改革户籍制度的时候，必须要推进土地改革。说实在的，农民有什么样的户口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这个财产是我的，比如说我把土地卖掉了，我就进城，或者我觉得卖掉不合适，我就保留这块土地，那也可以。这两种选择你完全可以交给农民，你也不需要政府去规定，说你必须是农民，或者你必须是市民。

　　我们现在以户籍改革为理由，把农民强制变成市民，什么农民上楼啊、消灭村庄啊，这种制度非常可怕的，但是这些都是以所谓户籍改革的那个名义进行的，这个就很麻烦了。户籍改革早就有了，问题是，这个改革一直没有在我讲的三个方向上有实质性的突破。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是这个进步太慢，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来源：爱思想，作者：秦晖）

　　地方不愿意进行户籍改革的原因

　　面对“房姐”们一人多个户口、假户口等现象，公众一方面呼吁严查户籍管理背后的钱权交易、暗箱操作等违法行为；一方面探讨中国式户口到底是身份证明和人口管理的需要，还是“附加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的阶层证明。2012年12月，一位随在上海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的15岁江西籍女孩占海特就曾大声喊出“我有上学的权利”。今年1月25日，广东省两会，200余人前往现场，打出“废除户籍隔离制度”“我要读书”等标语。

　　媒体评论员李龙撰文指出：现在曝出的“房姐”们拥有多个户口事件，揭示了户口被一些官员广泛利用藏匿财产、转移资产，规避犯罪风险。只需通过关系人造一个虚假的户口，就可以将来源不明的财产隐匿起来而不被发现，这比一般的“洗钱”手段都要来得直接方便。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政府把城镇化作为建立内需型经济的重要依托。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的副主任徐宪平曾带队到浙江、广东、江西、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进行调研，并向国务院提交了调研报告。这份调研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城市的市长都“强烈反对”2011年国务院推行的户籍改革措施。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指出，城市户籍和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地方政府不愿意开放户籍制度，主要借口是地方财政无法负担。

　　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以深圳为例，即使只开放外来人口教育一块，深圳每年就要增加100亿元的财政支出。小孩的择校费和借读费，深圳一直没免，没有免的理由是每年要收借读费100多亿元，那么这个钱的窟窿从哪里来补？目前中国实行分税制，国税局收取了大部分税收，如果推动户籍改革，没有财税和其他方面的全面配套，改革很难成功。

　　目前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占了最重要的部分。最近两年，中央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收入明显减少，户籍改革就更难推行。随着加工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已近极限，中国面临转变增长模式的问题。而城镇化内需的潜力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所在。

　　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分析说，中国地方政府愿意推动城镇化却不愿意进行户籍改革的原因很明显，就是不愿意让利给民众。“推动城镇化的目的是以城镇化为借口，开发房地产，然后从中捞钱，这是地方政府鼓吹城镇化的热情来源。那么他反对真实的城镇化的原因也同样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说，它要开发土地，以城镇化为名，通过炒作房地产捞钱。但是捞到钱以后它可没有打算把钱用在真正的城镇开发上，而是由政府自己来花。”

　　户籍制度改革当然应该是改，但现在来搞户籍改革又有个新问题。比如说土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借城中村改造、借村改居（村委会转变成居委会）的过程，把农民集体的土地无形低价地拿走。在户籍改革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农民第二次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