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公开发行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提及，要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执法工作，对被聘用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坚决调离行政执法岗位。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南方都市报》：临时工的存在可节约人力、平息舆论，这可能作为“相对集中执法权”架构形成的阻力，但“临时工现象”能否消失并不完全取决于“相对集中执法权”的建立。以往，冲突本身裹挟着执法者与民众的混战，如何处理倚赖的是双方调动政府、舆论的能力。此番，除了将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还有必要辅以冲突处理机制，引入法治的力量，确保经得起舆论的监督，政府的公信力才能渐次步入重建的轨道。

      《广州日报》：将没有执法资格的人清理出去，只是走出了规范执法的第一步。但留下的城市管理缺口怎么办？是将现有的“游击队”收归编为“正规军”？还是简政放权，通过居民自治来填补管理缺口？其次，规范执法更重要的是完善权力监督和问责机制，从根本上将脱缰的权力套上笼头，依法执法，违法必究。只有这样，才能让行政执法回归为民、利民、便民的本义，也才能让临时工不再成为脱责的代名词。

      网民“时言平”：暴力执法等执法乱象的出现，临时工并非祸根。真正的问题是超越法治的执法思维。超越法治的执法思维不驱散，那意味着无论是临时工执法，还是正式工执法，最终都难免上演粗暴。临时工是否恃权嚣张，与其主管的执法部门是否尊崇法律、节制权力有关。在对无数次的“临时工”粗暴执法现象的讨论中，社会早有共识：“临时工”犯事，与之相关联的权力机构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