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优秀企业的战略就是一把手战略，文化也是一把手文化。当战略要找别人设计的时候，那就是不可行的。我对品牌建设是十分重视的，在战略委专门设立了品牌小组，我当组长。华信的战略今天就不重复讲了，因为在多次会议上都谈了。中国华信在这一两年发展这么快，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实际是厚积薄发，厚德载物，二十年经营积累下来就相当于解放战争到1949年。这种变化不是一年或几年的周期，而是一周就有一个变化。就像盖大楼一样，今天来看刚盖了一层，过一个星期又增加了几层，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型机遇期，我们原来可能只是一艘舰艇，现在变成一个航空母舰集群。这么多的公司要如何管理？最近我在做三件事，首先是制定战略，战略布局完成后就是品牌战略的设计，紧接着就是战术的分工部署与执行，最后就是调整完善机制和制度。这种机制与制度都要是可行的，而不是靠别人的理论设计。每个企业的机制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企业的战略不同。如果机制不能为战略服务，那这些机制设计出来就会存在很多的矛盾。

      品牌其实是战略与战术的结合，首先要理解中国华信的战略。就像要盖100层的金茂大厦，很多员工还在挖地基，越高的房子是越往下挖的。盖100层大楼的时候，底下要挖得很深很大，和盖上去一样难，可能更难，这与盖三五层房子的地基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牌设计是不一样的，虽然你今天看到的是在盖第一层，但要在100层的建筑上来做品牌设计。要讲清楚为什么能盖100层，而且基础已经挖好了。这个不讲清楚，别人就不理解，还会质疑你的房子为什么盖得这么快。因此这不是设计1000亿格局的品牌了，实际是一个即将有2万亿资产的公司在做品牌设计。这就像1949年解放战争时一样，有的小分队还在山里打游击，他不懂全局，品牌和制度的设计不讲清楚，别人就看不懂。

      每个企业都有愿景，中国华信也有伟大的愿景；如果没有愿景，企业就会迷失方向。企业战略与资源，文化与制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企业核心就是这三种关系，它们要相互匹配，有什么样的战略，用什么样的资源来实现，还要有什么样的人来做事。任何经济运营都在于管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我通篇读下来总结就是讲三件事。首先是讲资本，资本本身就是土地与资源，资本的对立面就是负债，因此资本和负债是对立的。第二个是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每个时代的变革其实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增加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剩余价值和分配的对立问题。原始社会没有剩余价值，那就很好办。工业革命以后，剩余价值变多了，分配就成问题了。因为人是自私的，都欲壑难填，都想得到更多。要解决自身和眼前的问题，这个就要从文化讲起，因为任何的集体都离不开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有大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有国家、政治、人文、宗教等要素的影响。小环境就是你的父母、交的朋友、生活的家庭、所在的单位，这些小环境的因素都能影响人。来自不同环境的人聚集在一起，都想按照一个标准，这是很困难的。

      首先谈谈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我们讲中华五千年，上两千五百年就有华夏文明了，欧洲文明是不断地在战争中形成的，欧洲今天所做的事，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完成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反过来还要学习它呢？主要就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剧增，生产关系理顺了，剩余价值更多了，重要的是经济形式发生了变化。他们创造了公司体制，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了，又使公司成为经济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纽带。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提高了很多，而中国没有从封建时代进化出来，落后了。到清末的时候，所有人都感觉西方文明是最好的，能救中国。

      为什么讲这些？讲这些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们要设立什么样的文化才能走向国际，如果自己都不懂得中华文化是什么，更不能结合华信文化，那怎么走出去？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什么都学西方，开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搞洋务运动。但是紧接着甲午海战几次战争之后，北洋舰队号称亚洲第一强大的舰队，被日本一下就打掉了。所以发现只是学西方造机器没有用，要把中华文化全盘否定，才能救中国。结果把孔子为代表的都请下神坛，一切中华文化的东西都被认为是落后的。清政府就这样倒台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倒台了，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学西方文明。实际这个东西能学得会吗？学不会。全盘否定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的矛盾。

      我们的为官之道、为商之道、为人之道，所有一切的都还是儒释道。因此了解儒释道里面几次大的文化变迁，就知道中国的文化如何形成了中国人的性格。最早的文化是神学，最初是在部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周代是一统。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人们不理解。借用神化故事就是姜子牙他能封神，当时是巫师文化，每个部落、部族实际就是一个邦国，都崇拜一个神。姜子牙封神的故事，就是把分散无序的部落统一到一个国家，把神讲清楚了，分成三六九等，所有人都依附周天子，那个时候就天下一统，形成了有序的邦国制度，建立了世袭的爵位。

      这种世袭制又产生了新的社会后果，就是禁锢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贵族永远世袭，贪婪而把人性的欲望推到极致，老百姓更多变成奴隶，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最后民不聊生，所以就乱了。而且贵族之间也互相争斗，谁都想得到更多。都感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到春秋战国各种思想产生出来，百家争鸣。最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就是秦统一六国。秦始皇能灭六国，大家讲了很多理由，实际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进步。因为秦国运用法家文化，行使集权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使一切的力量都向它倾斜。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进步。

      秦始皇形成了大一统，实现了集权的帝制，后来两千多年一直沿用了他的体制，所谓百代都行秦王政。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他把儒学拿来治理国家，形成了儒家文化，以儒家文化治理朝政，其他文化为辅。儒学很关键的还是分成精英阶层和老百姓，精英阶层吸纳了很多儒生，我们叫学而优则仕，仕其实就是儒生。也就是能出相入仕，学习好的都当官，当官就为皇家服务，所以儒家与官家体系，也就是皇家的贵族形成了很默契的合作。但是孔子以降的设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把道德的标准设置得高于一切。我们讲士、农、工、商，士是老百姓最高的级别，要进入士首先是君子，他把君子和小人区分开，君子的标准太高，小人又不能登堂入室。就变成了小人没有出头之日，君子很难达到那个标准。变成很多士自己想当君子，又达不到这个标准怎么办？变成了很多伪君子。这两千多年来的精英阶层很多是伪君子。实际他也不是坏人，是我们言传身教延续下来的，是文化中的糟粕让他变成这样。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战乱不断，儒教体系崩溃，那个时期引进了佛教，我们开始是没有佛教的，最早是以道教神学为主，后来是儒教，到了这个时期才有佛学进来，特别是到盛唐时期。佛教很重要的就是第一次把生与死的问题讲得很清楚，那之前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因为孔子不讲生死，他说“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问题都讲不清楚，怎么讲死的问题。但是佛能讲清楚，你来这个世界上首先要吃苦，你不断地磨炼自己，使自己提升。他讲了三道轮回，六道往返。三道第一是畜生道，第二是人道，第三是鬼道。畜牲道有生，但没有命，就是他没有思想，他只有动物本能。好比乌龟，你一碰它，头就缩进去了，它会保护自己。这叫有生，但是没有命。至于人道，人是有思想的，他第一次把人解释为是两体组成的，有思想体，也就是精神体和肉身。肉身就是动物身，动物的身体都称为肉身。肉身的本性就是自私的、残暴的、非常胆小怯懦的、贪婪的，肉身实质上就是欲望。但是另外一个思想体，佛教叫做法，它分成体相用，就变成是法身。法身是你看不见的，这个意念是很大的。你不断地修炼，就是能去你的肉体，最后你能成佛。在这三道里不断地轮回，在六道里不断往返，最后人人都能成佛。这个文化进入中国以后改变了很多，到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人口比高峰时候减少很多，都很痛苦，当时有很多很悲惨的诗句。佛教引进来之后，把这个打破了，社会又开始复苏，盛唐的时候就是以佛教为主。

      后来经历了明、清，这两个朝代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戕害是非常大的。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把所有人都当畜牲一样圈养，人不能随意迁移，要离开都要路条，都要审批，当畜牲来养。中国人都很怕官，就和那个时期是很有关系的。当官都是他说了算，不行随时可以杀掉，最典型的是朱棣杀方孝孺，灭十族。那个时期造成了中国人人格的丧失。中国老百姓胆子特别小，人格有缺陷与明朝有很大关系。与清朝也很有关系，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不像元朝时间很短，只搞了九十多年。它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民族，进来之后，把整个汉人都当成奴才。所以这两个朝代使中国的老百姓在春秋战国、大汉时期、盛唐时期、宋朝时期的那种骄傲、自信，那种强大的精神体丧失了很多，虽然还是有，在骨子里，但变成有两面性，这是很关键的。

      这个文化一直延续下来，到了企业也一样。企业大了以后，无论什么战略，什么制度，其实都离不开人，有人就有这个文化存在。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出生的，都离不开这个文化，所以就有很多的矛盾,都有这种两面性，加上清末之后引进了西方的文明，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的较量，形成了二元文化，一直存在于我们为官、为商和为人的过程中。所以要用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治理好这个企业，就很关键了。中国华信提出由力而起、由善而达，本来是由善而终，终是对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刚才提到巫师文化，《易经》实质就是巫师文化的代表。《易经》被列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被看成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我们有很多的俗语和词句都来源于《易经》。它把宇宙讲清楚了，任何东西都是阴阳。宇宙大爆炸之后，所有的万世万物都是在阴阳中互动，动与不动，变与不变，都在不断地产生。本体是不变的，就叫道，道是本体。所有在变的东西都是相与数，也就是理、相、数。实际不管是佛学、道学还是其他宗教，讲的事都是一致的。《易经》讲理、相、数，首先要把理讲清楚，这个理就是自然规律，就是本体的理。所有东西都是相在发生变化，这个相随着数发生变化，这与佛教讲的体相用是一样的，变化的都是在阴阳之中，在变与不变之中。所以我们提出由力而起，宇宙所有事物的本体都是由力起，这种力首先是宇宙大爆炸。由爆炸力产生了吸引力，由吸引力产生了战斗力，到企业叫执行力。宇宙之事由力起，最后要善终。终在传统文化中是属阴的，由力起，起是阳的，因此是阴阳互动的。但是我们改成“达”，“起”与“达”两个都是阳，按理说是不好的。从《易经》来讲，本来要阴阳互动。但是终容易被人误解，终本来讲是周而复始，就像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来，每天都是24小时，我们每周过的都是星期一到星期天，所以世间万物都是阴阳互动。人活在世界上几千年都在不断重复。这场戏实际就是两个人在演，男人和女人，就是阴阳互动，不断地演出那么多问题。所以我们讲由力起，由善终，这个“终”代表生生不息、周而复始。我跟一位国学大师见面，他问我由力而起、由善而终是你请人写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说是我自己想的。他说，很难得有人敢用两个“由”，而且一起、一终，“终”这个字是没人敢用的，这个字一看就感觉不好，你敢用说明你的境界已经非常高了，有很大的胸怀和格局。他对由力而起、由善而终是很认可的。

      中国华信的文化是“由力起，由善终”，演变到我们的集体制民营又是什么呢？很多人对集体制民营企业不理解，因此我们要讲清楚。集体制首先是社会化的管理，像欧美有很多大的财团、大学、社会组织，最后都是留给社会的，不是家族化的。所以我们称为社会化管理。改革开放时间很短，也没人这么做过，所以我们提出来，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这个集体制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国有的，那机制就没这么灵活；如果是我个人的，那整个华信都是为我打工，也会出现很多分配矛盾。所以我们的母公司叫集体制的，是社会化的。但为什么又叫民营的？我们母公司不分，但二级公司是合伙的。

      我在香港有一个搞文化的朋友问我，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企业的目标是什么?我说你是搞文化的，这个问题我要和你认真研究一下。我说人生本身就没有目标，目标本身就是人生，所有为人生设立目标的人都走不长。因为从中华文化来讲，万事万物都在变和不变之中，不变的是地，变的是天。如果地变了，来个海啸人就受灾了，所以地是不能变的。但是天是变的，天天都在变。所以你设定的目标只能是不变的东西，但是你设定不了变的东西。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变与不变之中，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你的价值，就是佛家讲的本体，也就是《易经》讲的理。

      他说听起来有一些道理，但还不是很理解，你的价值是什么？我说我的价值就是我提出的由力起、由善终。善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很关键的是“至善”这两个字。至善的理解，用佛教来讲就是，天地是无情的，人是有情的，人的情感就是最大的价值，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善，人本身就是为天地补缺，为价值服务的。实际中华文化是非常厉害的，第一次把人提升到一切是为价值服务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至善，是为天地补缺的。因此，华信提出善终，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像农民养猪，养鸡，养鸭，他也有价值，如果没有农民，那你就饿死了，所以农民本身就非常有价值。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能活着，为什么会有生命体？他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任何的生命体都是有价值的，他所从事的事都是为价值服务的，而不是为名、权、利服务的。如果你认清了自己，定位好价值，其实就有序了。华信也是为价值服务的。

      我们的价值转换成我们的战略，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紧随国家战略，提出以拓展国际能源经济合作为主的战略，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进来的人都找到自身的价值，在这个平台里干，最大的价值是服务国家战略。但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时候，对外是合作共赢的，不是去抢夺。我们提出两个成就，先成就别人，再成就自己。中国华信母公司是集体制的，是社会化的，是不分的。因为不分，所有的人，先共同把这个集体做大。当集体利益受损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体利益，但是大集体又可以有组织地补偿你的个体利益。所以我们又叫有组织的共同经济体。因为母体是不分的，是社会化的，它越来越强大。为什么华信发展得这么强大？因为它不分。如果要分，早就分光了，可能内部斗争，股东之间的斗争，早就打死了。就因为不分，包括我都在为这个集体服务，所以都是无私地在为集体服务。集体做大了，我们变成有组织地分配，在各个二级项目上形成合伙，形成三级法人、三级授权。

      对内的制度也非常清楚，是以董事局为领导，有组织的共同经济体，是社会化属性的母公司，分成一级是集团，设立几个委员会管控，二级是投资平台，三级是合伙，这个都非常清晰。之后我们用三种关系，从职业经理人到事业经理人，到老板，老板变成合伙人，可以具体到我们每个项目变成二级合伙人合伙。我们的合伙人基本上就找三种人，第一种是由事业经理人变成老板；第二个就是体系内的，金融机构的合伙人，金融是很重要的；第三种合伙人就是体系内出来的，对企业管理、运营能力很强的合伙人。

      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三种合伙人，而不向社会去找？中国华信董事局三届十次会议把长远的安全战略发展放在第一。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很年轻，面临着很多困难。新中国公私合营以后，中国是没有私营企业的。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是试探性地用承包制度，私营企业在九十年代才发展起来。而九十年代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力很多，成本很低，百废待兴，又有资源，对一、二类城市，主要沿海城市第一轮放开，土地放开，允许私营企业来搞活。实际是作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就是对轻工业的加工由私营企业来做，但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工业的，还是由央企、国企。还有一个外资，形成三驾马车。但是到了今天是很困难的，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困难？第一，因为当时的劳动力成本很低，就像越南、柬埔寨，一个工厂，他不要工资，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可以为你打工。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新的矛盾很多，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第二个就是能源上游的物资、资源牢牢地被欧美、日本的这些财团控制住，原材料价格很高，我们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导致了原材料的成本一直在增加。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保持人民币对外不贬值，金融资产对外开放，吸引了5万亿的外汇投资。这5万亿投资又赚走了至少3万亿。这3万亿的利润是哪里来的？除了劳动剩余价值，更多是资产升值。资产一升值，又增加了投资成本。因此这一轮的民营企业非常困难，这个困难是大环境造成的。当然现在也在调整了，但是需要一个阶段。因此三级合伙我们更多的就选择体制内的合伙，体制内培养了很多人才。

      为什么我们要到欧洲去？为什么我们要到捷克设立第二总部？其实捷克作为中东欧十六国的心脏，首先我们有上游油气的股权和权益，在中东欧、地中海、黑海区域，这些国家需要中亚和俄罗斯的油气，中国华信以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作为支点，并控股哈塔克斯坦国家石油国际公司。我们在上游和下游终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桥梁连接作用。这种纽带作用对双方都是好的，这就是王阳明讲的格物，在物与物找到空间。中东欧同时是工业走廊，捷克是发达国家，捷周边还有好几个发达国家，这些发达国家现在人口不断减少，生产力是有问题的，我们中国的生产力实际是非常旺盛的。中国华信定位国际投行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去收购他的工业，又和我们国内的工业混合，提高了他的生产力，扩大了他的消费市场。他的消费市场就不单纯是在欧洲了，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实际是国内与欧洲之间，国内、国际的两极互动，也支持了中国供给侧的改革，使我们产业升级。这既符合国家战略，也契合欧盟战略。这个时期他们需要中国的生产力，同时中国的企业也需要与他们合作，实际这是互动的，是相互共赢的。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去侵略，不是抢夺资源。我们起了国际投行的角色，同时也变成投资集团，通过一带一路把非洲、中亚地区、中东地区、欧洲、中国实行经济一体化。我们定位从金融、工业装备、能源起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使几个方面都共赢了。

      中国华信还设立了公益组织，有慈善公益基金会、中国文化院、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目的就是为了公益慈善，最后还是为价值服务。十几年来，我们不断开展能源公共外交，使大家从不信任到信任，举办不同的能源论坛，请了很多能源专家，开展能源的研究，发表了很多的能源报告，都是为社会服务。在文化上，我们组织开展世界文明论坛，把多种宗教的领袖组织在一起，探讨共同伦理，使大家在共同伦理的核心价值上达成共识，增强互信，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现。在捷克投资足球俱乐部、媒体电视台，资助开展了公益活动，这都不是盈利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目的就是打破文化的鸿沟，降低信用的成本。中国的企业和捷克的企业是互补的，捷克有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管理能力，中国有消费市场，有大量素质良好的劳动力，而且中国华信又有中亚、非洲、中东地区的上游资源权益，通过金融手段，控股银行，获取海外低成本资金，对接投资项目。我们都是实实在在地干，有长远的战略，来体现我们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无国界的，这个价值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刚才我讲，人是为价值服务的，人是为天地补缺的。我们华信是为价值服务的，华信设定的文化，由力而起、由善而终，先成就别人，后成就自己，延伸到我们的战略，都是围绕着至善的文化为价值服务。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凡事都是缘分推动，能量的转换。任何一个人的认识都是缘分。可能认识一个人能改变你的一切，你的一个老师、一个朋友，或者你的一个合作伙伴能改变你的一切，这就是缘分。认识一个贵人，能使你发达，认识一个坏人，可能使你变成坏人。怎么改变在于你自身能量。最后如果你认清自己，找到价值，你的能量可以不断地转换成力量。这种力量就像我们拜佛时讲的心想事成。所有的力量都来源于你的意念，你心里一动，外围一切都在动。每个人知道自己的价值，把事做成了，名也有，利也有，权也有。如果没有找到自己价值，任何的名、权、利都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是留不住的,像东汉末年，整个汉朝乱了，皇后杀了太后，太监夺权，结果引了董卓进来，最后天下搞乱了，整个国家乱了。之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公敌就是曹操。刘备集团愿景很大，匡扶汉室，杀曹贼，举着义旗。这个义旗一举，四方都来了，结果他建立了帝业。到晚年的时候他就自私了，为了给自己的兄弟报仇，把私欲放在公仇之上，不是去打曹操，而去打东吴。结果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将火攻，全军覆没，在白帝城死了，这个事就没了。他违背了天道，跟大多数人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干什么事都是为价值目的服务的。把事做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名、权、利，名、权、利是工具，把事做好，名、权、利会追随你。所以对自己的价值认定了，就得按认定的价值去做，而不要被表面的东西诱惑。像唐僧，到了女儿国，他对女儿国国王也动心了。但是最后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就是要取回真经，还是拒绝了女儿国国王。这就是定力。如果没有定力，你能把事情做成吗？你就会丧失自身的“法力”。任何事情都有价值目的，品牌战略也是为价值目的服务。

      中国华信的集体制民营、三种关系、一企两制理念的核心精髓要展示出来。宣传展示的目的，首先是你为社会做了什么，得到社会的认可有多少，价值体现在哪里，最后印证价值。其次让人认同你的价值，来追随你。而不是宣传企业多大，让人来羡慕你、崇拜你，那整个宣传就歪了，就没有灵魂了，这就不叫品牌。品牌最重要的是灵魂，最重要的是打动人心、凝聚人心，品牌战略的精髓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