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晋惠帝”

　　中国古代有个晋惠帝。有一年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活活饿死。晋惠帝听完奏报，便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天下无人不说晋惠帝荒唐。然而读完《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也许会觉得我们个个是晋惠帝。

　　穷人很难，理解和消除贫穷似乎更难。该书第二作者、法国人埃斯特·迪弗洛6岁时，就知道有一个叫加尔各答的城市，非常拥挤和贫穷。他24岁作为一名研究生来到这个城市，在乘出租车前往市区的路上，只见一棵棵树木、一块块空草坪和独单的人行道。他竟一时找不到穷人。穷人在哪里？查韦斯做总统前的委内瑞拉，城市贫民窟在地图上显示为一大片绿地。

　　第一作者是印度人阿尔吉特·班纳吉，6岁就知道加尔各答的穷人在哪里。他们就住在他家背后那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但他只是对那些不用读书、擅长玩各种游戏的穷人孩子很不服气。正如很多旅游者从西部某些极不发达地区旅游回来，撰文艳羡那里人们的田园牧歌生活。

　　为了真正认知穷人，为消除全球贫穷寻找合适策略，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到创业、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该书聚焦的是全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平均贫穷线为每人每天16印度卢比，根据汇率标准当于36美分。通过物价折算，则相当于在美国一个人每天最多只有99美分生活。这些人基本上是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据说全球有10亿这样的人。

　　中国人曾经最能理解穷人和贫穷。但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难以理解穷人和贫穷。在市场化过程中，穷人越来越被中国人视为懒人。最近欧元区经济不景气，实施紧缩政策，市民上街抗议。很多中国人就大力指责欧洲工人懒惰，而无力揭示和理解这种状况形成的真正原因和过程。

　　世界卫生组织称2008年疟疾造成约1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来自非洲儿童。研究表明，在疟疾严重地区，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将疟疾感染减少一半。只要拿出10美元，一家就可得到一顶这样蚊帐。于是出现争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者为这些家庭免费提供这些蚊帐，或者按优惠价卖给他们，或者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按全价购买。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那些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比较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知道为什么需要这种蚊帐；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可能因为贫穷，才会被非政府组织选中。然而该书引用的调查结果恰恰相反；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社会关系优越，而穷人由于封闭只好以全价购买。

　　这样的故事在该书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我们对穷人及其行为多么地不了解。因此，如何叙述和理解这些穷人的生活及其选择，如何观察和反思各类市场及机构为穷人所做的，如何在这些基础上重建消除全球贫困策略，是该书的基本任务。

　　理解“全球共同温饱”

　　消除全球贫困行动，也就是实现“全球共同温饱”。“全球共同温饱”，是与“共同富裕”不太一样的社会目标，但前者更像是当代人类的底线目标。然而这底线目标的实现，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本书对此做了充分的揭示。

　　在经济学家那里，流行观点是“贫穷陷阱”：贫穷地区一方面需要大量原始投资，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因贫穷而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种情况显然也适用于未开发地区或发展中地区的基础建设。在没有投资价值的地区消除贫穷，既然不能走投资道路，余下的便是外来援助。这是全球消除贫困的主要策略之一。

　　随着外部援助这一策略的有限性被大量揭露，有些侃侃而谈的学者认为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贫穷地区的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无需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对于这些制度主义者来说，贫穷陷阱是不存在的。在我看来，针对这种主张，制度成本主义者也可以提出“制度陷阱”，即贫穷地区需要优良制度来消除贫穷，而这些地区因为贫穷而无法支付优良制度的成本。

　　该书显然无意否定制度的必要性，但也认为制度主义观点并不能动摇外来援助在消除贫困策略中的主流地位。该书不讨论援助到底好还是不好，而是讨论援助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是否带来好处，认为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努力关注“穷人生活的特定具体问题”，认为“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深入了解困扰穷人的具体问题，尽力找出实行干预的有效方式”。

　　以这种方法论研究穷人和贫困陷阱，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观点：穷困地区不是所有方面都会陷入穷困陷阱；我们需要识别的是，这些地区在哪些状况下已经陷入穷困陷阱，在哪些状况下穷困陷阱并不存在。这样一来，人们只有进入具体情状，才有可能真正因地制宜地发现具体的反贫困策略。

　　这种思路其实是由问题性质所决定，即消除全球穷困，实现“全球共同温饱”，是一个特定期限对特定对象实现特定效果的特定目标性问题。针对特定目标性问题，就必须把握其特定状况。凡是同类的公共对策或社会对策问题，这种把握特定状况的方法论都是必需的。

　　寂静的变革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谁，如果想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到这本书中来辩论和验证，无疑是上门蒙羞。这本书几乎可以为任何理论提供丰富的反例。作者在“前言”中也明确指出该书“使我们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学原理”。这里所谓的“丰富的经济学原理”，显然不能被理解为经济学界现成的理论。作者特别强调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的所见所闻总是严重挑战专业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对于穷人生活的看法。

　　该书认为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即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而我们的优势其实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比如住在有干净自来水的房子里；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孩子没有接种疫苗，但周边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因此依然可以减少疾病；无需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能力，而穷人则可能时刻需要运用这种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即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以至于他们没有基本的选择空间。

　　换言之，生活在富裕国家的“穷人”，周围充满无形的助推力量。这些人可以舒服地躺在沙发椅上痛斥家长式作风的危害，教育别人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而其实他们自己就是这一家长式作风的永久受益者，在很多领域被无形助推呵护。真正的穷人似乎更倾向于家长式呵护，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无形助推力的呵护。

　　如果将无形助推的环境命名为“无形家长式环境”，那么在缺乏基本的无形助推环境中的穷人，则需要“有形家长式环境”。这便是两者区分的实质。如果不明白这两者的区分，就很难理解这两种人所需要的政治及实质。

　　在很多人看来，贫穷村里实施民主自由制度，一定能激发穷人的积极参与。而该书的调查结果却与此相反：在自治民主制下召开讨论基础设施建设的村级会议，主动参与进来的普通村民比较少，参与进来的大多是村里上层人物，穷人即使参与进来也大多不发言。而由上一级政府发出邀请信来召开同类主题会议，穷人参与进来的反而比较多，并大多积极发言。

　　该书认为，认真了解每个人的动机及局限性，可以更好地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及机制，避免腐败或渎职现象的发生。而这些不断继续的变化，最终会开启一场寂静的变革。在我看来，其实就是适当的“有形家长式”政治推动真正的有助于穷人的变革；变革要义之一是形成无形助推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拥有基本选择空间的新政治。

　　因此，透过该书研究，我们容易发现这些关于穷人的认知，不仅有助于确立因地制宜发现反穷困策略，而且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制度。这其实已经点出特定行动与一般制度相互演进的变革政治学式关系。

　　我们无需去应对穷人整日应对却又很难应对的那些问题；我们甚至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无形助推”环境解决而无法理解它们。

　　这些无形助推力的形成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制度的产物，而是特定期限对特定对象实现特定效果的积累。这些特定效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便逐渐转化为大量无形助推力，使人们可以卸任那些让人失去选择空间的生活责任，从而将逐渐形成的基本选择空间制度化。因此，人们只有在无形助推的基础上，才可能拥有升级的希望和生活，也即在制度化的基础上展开新的行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确认制度的价值，而不是颠倒之。

　　唯一的问题就是特定期限对特定对象实现特定效果的行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基础。在选择空间制度化之前，必须已经拥有可以推动具体行动的制度基础。（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