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员接受舆论监督的角度说，伍皓有义务“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同时，对于敢为人先、扎实推进具体改革措施的官员，舆论监督应有一个“和风细雨”的态度，不能让改革者“压力山大”。

      蛇年新春伊始，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就公开了部长公务车车牌“云G99099”，表示“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欢迎拍照发微博公开曝光”。

      伍皓此举，迎来舆论叫好；但随之也出现了反思之声。有评论指出：按照1994年中办、国办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作为云南省内的地厅级干部，伍皓配“专车”本身就违规。

      的确，按中央文件，以及2004年《云南省公务用车管理暂行办法》：除省级领导干部按规定配备的专车和相对固定用车外，其余车辆由单位统一调度使用。像伍皓这样的地厅级官员只能在有公务时，由单位统一调度使用公车，不能有属于部长的“专车”。

      伍皓可能没料到自己“欢迎”的舆论监督来得如此迅速和尖锐。对此，他做出了解释：首先这不是领导“专车”，而是“公务用车”，不仅是领导有公务时乘坐此车，公务接待也常用此车，很多前来红河的记者、作家、影视明星等均乘坐过。

      伍皓公开车号的公车算不算“专车”，一时难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辆车目前主要是伍部长在用，如果是随机统一调度用车，也就不存在“公布部长车牌”一说了。

      问题在于，伍部长不公布这个车牌，在制度上无法保证公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但一旦公布车牌号，反而遭到新的质疑。怎么办呢？

      事实上，更多的信息公开，意味着更多的监督，甚至是更多的质疑声、抢白声；主动公示信息的官员将面对更多的提问，做更多的解释。这也是信息公开、拓宽监督渠道的本义所在；唯其如此，才能把公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

      春节期间，江苏泰兴等地决定封存公车，结果平时一些严重堵车的交通结点畅通无阻了，这说明控制公车对于缓解交通问题潜力巨大。同是春节期间，有微博反映：广州城管执法人员“公车私用”，执法车停在某农庄，目前相关人员已被停职。舆论监督公车私用的效果立竿见影，但是没有执法标识的公务用车，监督起来就很困难，而像伍皓那样公示公车车牌，将公车置于“十目所视”之下，正是保证公民监督的有效措施。

      从官员接受舆论监督的角度说，伍皓部长有义务“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哪怕声音真的很刺耳；哪怕他的这辆越野车和牛气的车牌，的确是从前任那里接手的，他很“无辜”；哪怕比他级别更低的官员公然配备专车、公车私用，却没有被放在舆论的放大镜下。

      但另一方面，对于敢为人先、扎实推进具体改革措施的官员，舆论监督应有一个“和风细雨”的态度，不能让改革者“压力山大”。真诚、切实的改革措施，理应得到民间善意的回应，让改革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如此才能给体制内的改革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如果一味对公示财产、公示车牌的官员吹毛求疵，将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问题，要求改革者独立承担，这只会让不改革者、反对改革者得了便宜，更会堵塞改革的路径。

      希望伍皓的带头公示，能在舆论场中形成放大效应，对反对公示、反对监督的官员形成压力。以公示保障监督，以监督提升公信，形成官民之间的改革共识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