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老火车站被拆21年拟复建  舆论：“一蠢再蠢”值得反思

      《东方早报》报道，近日，济南市旧城开发投资集团对外公布，将投资15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其中包括“原汁原味”地复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车站以及行包房。对这样一件“文化盛事”，山东省建筑大学一位教授给出了“一蠢，再蠢”的评价。1992年，济南铁路局为了扩大站场，曾不顾专家和学者的反对，将德国人于1904年修建的济南火车站拆除。

      中国青年网：济南后悔了，对于曾经预言过济南终究要后悔的反对者而言，这并没有带来那种预测成功的快感，反而带来一种意犹未尽而难以释怀的悲情。　济南的故事，还在更多的城市上演，但愿更多的城市管理者能读懂这个城市发展故事中夹杂的悲痛。如果一座城市连灵魂都没有了，连寻根都毫无踪迹，是没有资格谈发展的。对于老济南火车站，因为我们的莽撞和错误，终究已消失在历史之中，而历史是无法复制的。

      潮白（媒体人）：“一蠢，再蠢”你方唱罢我登场，吊诡之处在于都关联着“发展”。“一蠢”的动因是为了发展，你那么碍事，滚开；“二蠢”的动因同样是为了发展，你那么能决定后劲，回来吧，回来哟。然而，这些复建后绝对非驴非马的东西承载得了什么呢？

郑州在编环卫工雇人干活月赚三千  网民：编制内外，差别咋这么大？

      据大河网报道，日前有微博爆料称，河南郑州有编制内的环卫工，每月领取4000元左右的工资，却花1240元雇别人替自己工作，引发对“同工不同酬”、“编制差别”的热议。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环卫处13日证实情况属实，并表示，环卫作业实行定人定岗，不允许找人替岗作业。14日，涉事的6名环卫工已回到工作岗位。

      《京华时报》：表面上看，环卫工作转包乱象背后是单位监管的问题，是岗位寻租的问题，而实际上它呈现的却是环卫工事业编制有无必要的问题。这6名环卫工人之所以坐享其成，敢把岗位寻租给年老的农村人，无非是因为他们有编制。与社会上的“临时工”比起来，环卫工事业编制这也相当于一种岗位垄断，既然有垄断，必定有寻租的可能。如果能够彻底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全体环卫工实行聘任制，相信这样的转包丑闻就不会出现了。

      《东莞时报》：看看郑州这些编制内环卫工的待遇，可知“编制”二字，何其重要。有了它，可以少干活、乃至不干活，坐享其成。这些在编环卫工成了事实上的剥削者，但剥削了劳动者尊严和应得薪酬的，还得说是这个以“编制”为大的体制。由此不难看出，编制内人浮于事的严重程度和监督管理的薄弱程度。我们谈“劳动者的尊严”，谈“共享进步成果”，首先应让体制内外的这一碗水端平，让环卫工人不再有热死街头与整月不工作的悲情反差。

地方征收“过头税”再“抬头”  网民：杀鸡取卵要不得

      综合媒体报道，广东、山东等地审计部门近期发布审计结果显示，征收“过头税”又有抬头之势。部分县市为完成税收征缴任务，多征或提前征收税款。有的在时间上“过头”，如将明年的税提前到今年征收，有的则在幅度上“过头”，如巧设名目征收税费。舆论质疑，“过头税”为何年年有？监管为何年年“睡过头”？

      新华网：征收“过头税”，本质上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做法，一是提前征收，不顾当地企业实际经营情况，造成企业税负过重；二是超额征收，过度抽取企业赖以生存的血液，造成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支付工人工资福利的能力缩水。与其采取征收“过头税”这种“莽夫”式的蛮干，不如开源节流。帮助企业创造健康的营商环境，鼓励支持企业加大创新力度，这样，既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创造了优质税源。

      网民“赵茂盛”：“过头税”年年有，监管却连年“睡过头”。究其因，一者源于地方过渡依赖财力投入拉动经济，谋取政绩的冲动;二者来自税收脱离经济增长的指令性任务考核，迫使征税机关不得不寅吃卯粮保增长。而从两者突破税收法律规范的共性来看，“过头税”背后是“税收法定”问题。税收不“法定”，征、纳税也就无基准优异。对此，只有减少和规范授权立法，完善税收立法，才能阻止年年“过头税”乱象，才能唤醒“睡过头”的监管。

同种药内地比香港最多贵万元  舆论：以药养医何时休？

      《人民日报》日前报道，继狂扫奶粉之后，药品也正成为内地游客在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大宗消费的目标。香港的一些药房，每天的销售额中内地游客的消费就占了约一半。内地游客爱到香港买药，价格是最主要原因。以治疗乳腺癌的药品赫赛汀为例，北京医院的价格为人民币24500元，而香港药房报出的价格是人民币18400元，有的甚至只要14800元，相比内地医院，香港药房的药价要便宜近1万元。

      《新京报》：香港和内地药品价格的“剪刀差”如此巨大，显然不只是关税问题。内地药品价格虚高，和“以药养医”的体制相关。另外，内地医药行业的公关、贿赂成本高企，也是重要原因。近来，葛兰素史克等跨国药企深陷贿赂门，国内药企的会议成本也同样开支巨大。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患者。减低药价，减轻民生负担，需要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理顺内地医疗行业的定价机制，打击行业腐败。

      《广州日报》：要想让内地药价降下来，以下经验值得学习：其一，政府将采购权下放，采购形式多样化，可多个医院联合招标采购，或委托第三方采购；其二，彻底打破以药养医的模式，取消药品加成，提高诊疗费，让医生收入与药费脱钩；其三，下调急救以及治疗中必须使用的进口药关税。当然，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加大医疗投入，让公立医院和医生都无须靠卖药提成来生存。

县委书记公款吃喝被免职  媒体：警醒了谁？

      新华网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13日通报了“龙胜各族自治县领导干部公款吃喝”事件调查处理结果，县委书记唐天生被免职，县长王少荣、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潘德辉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责成参加公款聚餐人员个人承担餐费。7月29日，县委书记唐天生与其他县领导在酒店用公款工作聚餐，并对前去采访的记者呵斥“你尽管报！”，从而引发舆论热议。

      《钱江晚报》：对比天价餐，三千多元的是工作餐；可对比百姓的家常便饭，三千多元的工作餐就是天价餐。如果是照着官场的标准来，书记被免会落一声“倒霉”的叹息；可若是照百姓的标准来，书记被免就应该只是一场吏治风暴的开始。在这个事情上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做法，我们只能相信，书记的这次被免，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吃了多少，吃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上了新闻排行榜。

      荆楚网：将公款吃喝的涉事官员免职，恐非治本之策。要保证“八项规定”的执行力，还需要彻底公开“三公经费”以及有效的公众监督，倘若没有群众的抓现形、围观、检举，很难想象公款吃喝的官员会被免职。希望县委书记唐天生因公款吃喝免去职能够敲响警钟，给人警醒，让官员认识到公款吃喝的危害，让公众认识到民意监督的力量。官员若要保住乌纱帽，一定要离公款吃喝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