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0万美元约合4.2亿元人民币——上周，复旦大学与美国制药企业HUYA公司的一项科研成果交易，成为网络焦点话题。

      专利授权≠成果外流

      经过10多年的研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青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IDO抑制剂有偿许可给美国HUYA公司。据了解，具有新药靶、新机制的IDO抑制剂，可应用于治疗肿瘤、阿尔茨海默病、抑郁症、白内障等多种重大疾病，社会和经济效益前景广阔。消息一出，便有网民不平“如此神药，怎么把专利卖给外国人”“为啥不留给中国”……

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上海高校科研处的负责人，发现其中存在误解。何谓“专利授权”，简单地说，就是对方可以使用专利，但不拥有专利，专利权仍归我所有，对方要用这个专利，还得付钱，这便是6500万美元的由来。

      复旦大学官网上也明确：“美国HUYA公司将采用里程碑付款方式向复旦大学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元，以获得该药物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的权利。”这说明专利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复旦大学只是进行了该专利的海外授权而已，同时保留了中国区的专利授权。相比国外更成熟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目前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向国外输送研究专利存在模式瓶颈，典型之一就是创新药物在课题研究阶段的估值问题得不到解决。“6500万美元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易八贤表示，此次复旦与HUYA的合作给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树立了很好的范本。

      国内为啥卖不了

      专家同时指出，复旦的做法突破了长期困扰中国高校科研产业化的桎梏，实为破冰之举。

      从全球看，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70%诞生于高等学校。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中，高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美国为例，信息技术的崛起，就源于高校技术研发的推动。反观我国高校，科研成果对社会的贡献却并不明显，绝大多数科研成果束之高阁。

      据统计，1985年至2013年，仅985高校的授权专利总量为12.4万件，但实施专利许可和转让的仅有6191件，占授权专利总量的5%。科研人员毕生心血申请的专利，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专利何用？于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化成一纸专利证书或一篇论文。中国成为专利大国、论文大国，却并非科技大国。

      高校破“围墙”、高校科技产业化，这是一个呼喊了20多年的老声音，为何依旧困难重重？我们的科研成果在国内为啥卖不了？专家分析，原因众多，主要是“三座大山”长期难以撼动。其一是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环境，专利就难以得到保护，交易便有困难；其二是退出机制，新技术意味着大投入、大风险，失败几率远大于成功，如果没有完善的风险退出机制，专利交易就不可能活跃；其三是企业的急功近利，国内企业问高校拿专利、拿技术，第一句就问“能给我带来多少利润”，而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到走向市场，往往要走一段曲折之路，国内企业一般缺乏技术贮存的意识，也没有失败的承受力。

      破“最后一公里”瓶颈

      沪上一高校一位科技处处长常年在企业与教授之间做“红娘”，深知其中之艰难：科研人员搞专利卖不出去或者贱卖，失去了激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不敢轻易购买高校专利，因为没有退出渠道及产权保护，如果损失了该如何面对考核。“双方都难，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科技产业化的大环境。”而在这种背景下，“借船出海”、海外授权专利无疑是一种有效尝试，“如果国外企业都用我们的专利，而专利权又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是最好的模式。”海外授权专利既能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又能在世界一流企业中加快产业化进程，中国人的专利还是中国人的，何乐而不为?这位处长认为，高校科研成果走向海外，有点像当年中国企业赴纳斯达克上市，获取的是更多资源，更能壮大自身的科技实力。

      沪上高校的专家认为，只要是不涉及国防及国家安全的科研，都应该鼓励其以各种方式转化、创新。有些科研成果是无国界的，正如当初的青霉素。此次杨青教授研发的IDO抑制剂如果在美国加速上市，对许多癌症患者无疑是福音。

      世界著名的科技创新中心，其周围一定有一批名牌高校作为后援，比如美国的“硅谷”，周边便集中了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加州理工等名校。上海要建设科创中心，云集沪上的60多所高校该有何作为？专家指出，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好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推动各类要素协同创新。将来，上海高校要加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市场所需要和认可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复旦与美国制药企业的这次交易，应该被更多人点赞。